八九学潮到了绝食阶段的时候,社会各界都在呼吁,一是要求李鹏政府立即和学生对话,结束绝食,二是要求学生们放弃这种自残行为,选择更加合理的表达方式来诉求民主。但是大家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进程。

随即李鹏本人和学生代表对话也好,袁木以国务院发言人的身份表态也好,都是一副假惺惺的嘴脸,什么政府理解学生的爱国热情啦,什么政府绝不秋后算账啦,政府不会对参与六四的学生搞政治迫害啦。

我不知道,什么算是政治迫害?扣发毕业证书算不算是一种政治迫害?

我的学校,是江苏商业管理干部学院(现在改名为:江苏经贸学院),坐落在南京市光华门外石门坎,是个省属专科院校。八九时期,我当时是学校87级商经系两年制干部专修科的学生,在89年夏天毕业。因为适逢八九学运,我有幸参加了这次运动,并成为了南京高校学运的领导人之一。(有关我参与南京高自联和发起北上民主长征的纪实,我在以后的文章里专述)那个时候,六四刚刚过去几天,学校还处于毕业考试和论文答辩阶段。突然有一天早上,广播和电视里面开始滚动播放南京市公安局的通缉令,当听到我自己的名字的时候,我有点回不过神来,在那琢磨着呢,不是说秋后不算账的吗?到学校保卫处的人出现在我面前,说马上送我去公安局的时候,我有点反应过来了,哦,秋后不算账,不代表夏天不算账。根本就不需要等什么秋后啦。保卫处的人,当然是不能放弃立功的好机会的,他们耍着小聪明和我说,我们先送你去雨花分局,这样可以算你自首,如果去市局,肯定不能算自首。我当时什么话也没有说,就上了他们的车。他们怕我跑,把我夹在座位中间。我从来就没有打算跑过,很多人事后问过我,为什么不跑?呵呵,跑,能往哪里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兵莫非王臣,在中国,你跑得了吗?既然上了街,挑了头,当了闹事的领导,至少要有点担当吧。回头看看那些侥幸跑到美国二十多年的柴玲等民运领袖们,他们算是跑成功了,但是又给我们中国人,跑出了什么民主梦想呢?

学校保卫处的车子送我去了雨花分局,雨花分局再派人和他们一起把我转送丰富路市公安局,问询后,就是画押登记。然后是等待,一直呆到晚上,市局帮我办理了取保候审的手续,让学校又把我接回去了。我有点莫名其妙,但又有几分庆幸,真的算我自首啦?其实国安已经接手,他们放长线钓大鱼,那是后话,这里不表。

七月要放暑假了,考试答辩全部结束,同学们纷纷领取了毕业证书,唯独没有我的。我到了教务处,当时的老师的名字我记得叫龚诺,他告诉我省里面要求将我的学历证书送至省教委,然后学校接到通知,我的毕业证书扣下待发。我要求学校给我出具书面证明,龚老师请示了学校王院长后,给了我一纸证明(见下面附件)我不知道这个扣发毕业文凭,算不算省教委秋后算账?算不算政治迫害?反正在南京,高自联的所有学生领导人,就我一个人享受了省教委给我的特殊待遇,文凭扣下待发。而且这个待发,到目前为止已经待发了23年。

在中国,文凭有多大的用处?这就要看,你拿着文凭去做什么了。如果是就业,深造,职称评定,职级提升,都需要以文凭来证明你受教育的程度的。我们看到时下有很多名人或者官员爆出了学历造假的丑闻,不正是说明了文凭起着对一个人的上升通道的衡量作用吗?所以社会上才有某个名人或者官员,自身没有能力取得合法学历的时候,不惜造假也要搞到学历,最好是名牌大学或者是国外的学历。这样就可以去瞒天过海,混个出人头地。八十年代,更是一个唯文凭论的年代。至于你有了文凭,哪怕是造假的文凭,只要你能蒙混过关,是否有能力,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在中国社会,一切都要靠资源,靠关系来考量。有一副对子说的明明白白:“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是:“不服不行”。

1997年7月,我结束了2500个日日夜夜的牢狱生活,回归了自由。当时面对已经养育了我三十多年的父母,心中充满愧疚,我想人总要自食其力吧,先要安身立命,再去谈什么民主理想。

于是就有了我人生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应聘。拿着我自己写的简历,走进人才市场。那些政府机构、国有企业、银行、气、煤、水、电,这类的企业,我想都没想。直奔民营企业,看到了一家现在比国美黄光裕还风光,当时正极度扩张的南京本土家电企业:“苏×电器”在招聘,我因为了解此企业老板年轻时,也曾经受到过政府的处理。所以应聘这家企业,至少老板不会歧视,觉得自己可以试一下,就投了我的简历。没想到,丫要求比参军入党政审还要严格。我解释了我的学历证书原件因为参加八九学运,被省教委没收了,但这并不代表我不具备大专文化程度,我还出示了学校给我的证明原件给他们看。美丽的人事经理脸上,一脸严肃:你参加过动乱,政治上就不合格,我们是要申请上市的企业,政治上不过关,我们怎么能用呢?我当时看着她脂粉妆艳而僵硬的脸,冷冷的回了她一句:那么你去问问你们张总吧,他的政治上如果也不合格,是不是你们就不用申请上市了?

自九十年代后,买个假文凭非常简单。我完全可以像唐骏一样去买个西太平洋大学的野鸡文凭,既可以在美丽的人事主管面前,去充充海龟,又可以隐去当年敏感的六四事件。说不准在体制内外,混个一官半职也不一定,至于被媒体曝光了去调查,你看到有几个造假文凭调查后丢了官的。再说,本来就是骗来的官,丢了又有什么心疼。

但,我不可能自己去欺骗自己。一直以来我就是这个信念:做共产党的牢,不丢人!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到任何地方去应聘,自我谋生,自己领导自己。在我自己的企业里面,我只看求职人的能力,他们的文凭我不在意,因为我一律把它理解为,地摊上是可以买来的。

我当时学校的党委书记兼院长王志强,是一位49前就参加中共的南京地下党员,也是年轻时敢吐真言的知识分子,五七年被定为右派,经历了文革后,直到1978年,胡耀邦拨乱反正,恢复了很多干部的名誉后,他才复职的。我一向很尊敬他。六四期间,他顶着压力,从没有为难过我,相反为我的事情,他遭到过上级的苛责。多年后他再次和我见面时,已经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了,他还记得我文凭被扣押的这件事,曾要求我和他一起到学校去,他可以找现任校长说明情况,让学校出面到省教委(后来改为省教育厅),去要回我的“扣下待发”的毕业证书,只是我觉得没有任何必要了。我当时回答老院长:我有了判决书还需要学历证书吗?

我一直都是这么一个感受,省教委对我的学历证书的扣发,政治上是多么的英明。因为我没有学历证书了,我就只能去拿判决书了,至少我知道,坐牢是不需要文凭的。

2012-7-8于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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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评论

我来说几句

  • 判决书已经是世界上最好的学历证明 。

    不需要邮件通知我有新文章,我几乎每天报到。

    来自同道的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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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民

吴建民

八九六四南京高自联学运主要领导人之一。
六四后在南京组党“中国民主前线”任主席。
一九九零年被中共国家安全局南京市局〇〇一号逮捕,定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刑十年。
美国总统老布什安排国务卿贝克“六四”后首次访华,于一九九一年向中共政府索要的主要政治犯之一。参见中共外长钱其琛回忆录《外交十记》。
一九九七年经美国政府斡旋提前出狱。
二〇〇八年,率所在小区民众向政府和SOHO国际开发商开展百日维权活动。
二〇一五年流亡赴美。
二〇一七年在Youtube开设自媒体频道《建民论推墙》。
二〇一八年《全民共振》发起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