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手札：这篇文章，我写了好多年，陆陆续续的修改，对一些记不清的细节，努力去回忆，包括当事人的姓名，希望尽可能不出差错。真实再现那段令我永生难忘的“北上”时光。一直也没有勇气发表。今年，当我再次看到香港纪念六四23周年的盛大场景时，无法抑制我内心的情绪起伏，就让我再冲动一回吧，今晚就将这篇随感发了，希望读到这篇文章的同学，能读懂我此刻的心情……桃李不言

23年了，每当想起哪个夏夜，我就会沉默下来……

多年来，每年的6月都是我最忙的季节，期末考试，毕业考试都在这个月，但是再忙，再累，我都会在6月4号前一个夜晚，换上一袭黑衣，拿出学生们送给我的蜡烛，一个人静静的坐在窗前，默默地点燃。点点烛光，移送着我的目光，送给了那个深夜，那个被枪声击碎的梦一般的黑夜……

我的四年大学生活，是在花开争艳的南师大校园里度过的。南京，这个沉积了几千年文化的古城，民国故都，虎踞龙盘。给我们的大学时光，带来了多姿多彩的文化元素。就在我们憧憬着毕业后美好的人生的那个春天，1989年，一个噩耗传来，胡耀邦总书记逝世了。起初，我也没有太多悲伤，看到同学们纷纷上街去鼓楼广场参加悼念活动，我还是和几个姐妹安心的在图书馆里面准备着考试的功课。这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悠闲，很快被学校每天早上发起的游行示威活动给打破了，同学们基本都去了鼓楼广场，我也就随大流，跟着去逛了几天，总感觉到，学生们的组织太杂乱了，哪些在高台上演讲的同学，有的表达能力实在不敢恭维，他讲了半天，我也没有听明白他们讲了什么，但我心里十分明白，他们不是在个人秀，他们是在为反腐和爱国，表达着他们自由的心愿。

随后我就在鼓楼广场上认识了一位女生，她叫赵敏，是南大外语系的研究生。因为都是学英语系科的原因，她又是学姐，我和她聊的蛮多。她给我的印象十分优雅，是她使我改变了我一直错误的认为，到广场来参加学潮的，都是学习不用功，好出风头的同学的印象。后来学潮结束，学校专门组织我们收看的所谓“北京市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电视片上，我惊讶的发现，天安门广场上“北高联”举行婚礼的男女主角居然就是这位我的学姐赵敏和南大的男生李录。（北京市公安局通缉的21位学生领袖之一，后来流亡去了美国）

到了绝食开始的时候，我已经无法继续坐在图书馆读我的圣贤书了。经常被同宿舍的姐妹们一起拉着，每天都去给广场上的同学们送水，看到男同学烈日炎炎下，头上裹着白色的布条，晒的快虚脱的样子，不吃饭，有的还逞能不喝水，我真的十分着急，劝他们：你们怎么样都得喝点水吧，你们绝食又不用绝水的。他们居然很有心情的反过来调侃我们说：你们女生一起来陪我们绝食，我们就开始喝水。

就这样，我们宿舍开始出现第一个被男生拉去参加绝食的，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轮到我也加入到这个队伍的时候，好像我们班的同学基本上都待在鼓楼广场上了。这时候，应该算我真正意义上的加入了这次学潮了吧。

待在广场上的几天，我才开始认真关注和思考这次学潮的内涵和意义。当然我也开始关注学生的领导人，就是后来被称为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们。其实，他们是再普通不过的男生了，说好听点，叫大男孩。说的不好，我看他们稚气的样子，更像高中生。我第一个接触到的学生领导人是南大的学生，戴副眼镜，头发有点卷曲，个头很高，他手持喇叭，自我介绍他的名字叫刘庆，是南高联的常委。我对他的印象，总觉得他有点像中共早期的领导人瞿秋白，是那种文弱书生型的革命家。听他在广场上讲话，我基本记不住内容，倒是他的紧握拳头的动作，给我感觉好像比他的语言更有力。第二个见过的学生领导人，是北京5月20号宣布首都戒严后的一个下午，我去了鼓楼广场找我们宿舍同学拿钥匙，经过鼓楼广播站的时候，哪个大喇叭里面传来了南高联的一个通知，我循声望去，是一个留着长头发的男生站在那里，我们南师大学生自治会也有同学在旁边，他们告诉我，此人是南大物理系的高才生，是南高联的主席，叫陈学东。可能是学自然科学的缘故，我觉得陈同学尽管嗓音非常沙哑，但话语表达不仅十分流畅，而且语言很严谨。就是我觉得他好像十分的疲倦，时不时的打哈欠，我非常理解，他们可能是在夜以继日的工作，缺少睡眠。

在那些日子里，天天游行，学校食堂门口天天也有人演讲，但那些慷慨激昂的话语已经显得十分平淡。

激情燃烧的日子是发生在5月底。

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就是在5月29号那天，我们宿舍的女生从广场一回来就嚷嚷着要收拾行李去参加“北上”，她们异常激动，说是刚刚在南大听了演讲回来，马上全市高校都要参加“北上”，并且对那个“北上”发起者的演讲水平夸赞的不得了，连说：高大，帅气，口若悬河。我急忙问道：什么“北上”？她们一脸自豪的告诉我，就是行军，从南京走到北京。我当时想，发疯了，还南京走到北京呢，大一时候，军训搞野营拉练，才走几公里，那个同学脚上没有打水泡啊。这北京上千公里的路，走着去，不是开玩笑吧。当晚我们宿舍里以“北上”为话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很多同学觉得“北上”的意义十分重大，既可以沿途联络各大城市一起进京互动，又可以千军万马进京，给李鹏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他早日和学生对话，认可学生的爱国热情，承认我们学生的组织，帮助国家消除腐败。也有的同学认为，那么多人行军，南京走到北京要1000多公里，学生的身体肯定吃不消，即使要到北京，也可以坐火车去。我没有发表什么意见，但是说句真话，一个多月来泡广场，不是喊口号，就是游行，静坐，政府一点动静也没有，绝食除了伤害了同学们自己的身体外，没有达到任何目的，我觉得这样的日子平淡无奇，如果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还是好好上课吧。但禁不住同室的同学对那个领导人一再的夸赞，我还是决定第二天晚上和她们去南大看看。

5月30号晚上在南大，我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的演讲者吴建民，初次听说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一点好感也没有。因为和一个外交家的名字一模一样，那个外交家，我去听过他的讲座的。说句真话，对他很反胃，满嘴的仁义道德，除了官腔，就是一副奴才相。所以当这个名字和站在讲台上的演讲者对上号的时候，我还是努力把他和那个外交家做了区分。那天，吴建民正在号召南京市各校组织队伍参加“北上”。我仰头看去，站在课桌上的他，白白的脸庞，瘦瘦的高个，说长的如何帅气，那是恭维他了，但说他长的阳光，就绝对不算夸张。从听到他说话的那一刻起，那个有点嘶哑却又激情四溢的声音，就吸引了我。这么多年来，哪个略带嘶哑南京口音的声音，经常会回响在我耳边
：“同学们，我们北上，就是要沿着民主的道路向北京出发，向天安门出发。让我们一路联合沿途的各大城市，各大高校的同学们一起，走到天安门广场。我们要向中央喊话，向李鹏喊话，我们要合法注册“全高联”，我们不是动乱者，我们是真正的爱国青年”。

我急忙打听他是南大哪个系的，怎么我们南师大就没有这样好口才的人。但没有人告诉我，他是哪里的，只听说他是南高联的。

琳娜是我的高中同学，被录取在东南大学六系，学电子工程的。当晚她来我们宿舍找我，问我去不去“北上”，她们学校根本就没有组织去。我正犹豫着呢，有了琳娜作伴，我们俩就行动起来了。5月31号，我们准备了整整一天，一想到马上开始的行军，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和冲动。我和琳娜又是买手电，又是备药品，鼓鼓囊囊的准备了两个大包加两个小包，现在想想，要不是当时男生们来帮我们拿行李，这个“北上”我们即使想去，可能也是力不从心的。

我记得是6月1号，小朋友最开心的哪个节日，恰恰是我们“北上”出发的日子。我们南师大去了很多同学，我和琳娜赶到鼓楼广场上的时候，已经迟了，就看见迎风飘展的各校的大旗，主席台上正在进行着出征指挥大旗的交接仪式，一面白底红字绣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盼回还”的大旗，正由北高联的代表在和南高联北上指挥部的刘庆在交接，随后就是指挥部吴建民发表讲话，周围环境太吵，我唯一听清的就是他发出的出发号令。队伍在鼓楼广场大喇叭播放的雄壮乐曲声中，开始了缓缓的移动。等到我们跟着队伍走过长江大桥时，我已经觉得走的很吃力了，一直在担心，走到北京，自己行吗？

一路走，一路有我们南师大的同学，她们都是“北上”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在给我们分发宣传单，要求我们进入安徽以后，要给沿途的单位和学校散发。我只认识她们中间有我们学校体育系的季选平。看见她们既要背着自己的行李，还要拿着那么重的宣传品，男生们有的还背着油印机。而我的行李，都是我们学校的男生帮我背着，连小包都是男生帮我们拿着，我就空着手走，很不好意思，我就想问问指挥部，我能帮助做点什么。

北上的队伍里，有三个总指挥。刘庆率领着南大的队伍走在最前面，队伍中间就是吴建民带领的秘书处，那个红底黄字的“南京高校赴京北上民主长征指挥总部”的大旗就在我们师大前排。秘书处有好几位同学，其中一位姓郭，她说她是孝陵卫那里的华东工学院的。秘书处的负责人，就是帮助吴建民拿资料包的戴眼镜的短头发女生，也是她们华工的同学，叫唐艳群。非常恪尽职守的一个人，经常是满脸汗水，脸上晒得通红也顾不上擦汗，因为手上始终要紧紧攥住吴建民的资料包。看得出来，吴同学对她十分信任，手稿、地图册、会议记录都是她在保管，我和琳娜偶尔开她的玩笑，叫她一秘。琳娜还偷笑着对唐同学说：苟富贵，无相忘啊。我当时就打住了琳娜：你当我们是跟着陈胜、吴广啊。

和唐同学边走边交谈，才得知，吴同学不是南大的学生，是江苏省一个什么管理学院，反正不大知名的院校的学生。难怪领导那么大的成千上万人的学生团队，南大的同学不信任他呢。那时候南高联的常委清一色全是南大的学生，外校是没有参与权的。唐同学告诉我，中午开会的时候，南大参谋部的同学还赶过来和他争吵的。后来是南高联的常委，一位姓黄的同学，证明了吴同学的身份后，这样的争议才归于平息。我当时觉得南大的同学十分无聊，到了“北上”已经出发的今天，还在争执吴建民是不是学生身份有意义吗？不要说，他们学校跟着来的校车，学校领导一路数次向他喊话，要他立即回校，能够说明这一切。即使他不是学生，能发起“南高联”这么重要的一场“北上民主”运动的本身，不就证明了他的民主意识和爱国热情吗？难道除了学生，别的身份的人，随便一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就没有权利参加民主运动了吗？

说句实话，我十分佩服吴同学的能力的，他不仅说服了南大刁难他的同学，而且还把他们编进了“北上”的队伍里。在我们“北上”的队伍里面，各校也都非常服从他的指挥的。可能是前面一个多月的学潮期间，南大太专权了吧，各校对南大都有些情绪，尤其是河海和我们师大，有事情不找南大的同学商量的，都是来问吴建民。当然他也很果断，一旦决定，各校马上就开始执行。

行军的路上我有了和吴同学近距离接触的机会，遗憾的是，我从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有几次，我想好的话已经涌到了嘴边，但心跳的扑扑的，最终还是没有开口的勇气。吴建民是个看上去总是显得精力很旺盛，情绪很有感染力的人，从他的眉宇间，我始终看到的是自信。他演讲的风格和现场的指挥若定，使我直觉他的年龄应该比我们大不少，后来唐同学给我看了他的学生证，才得知也就比我们大不了几岁。
这么年轻，又那么有勇有谋，很自然的使我想到了那句话：“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行军过程中他显得十分的忙碌，很多同学在找他。要么是前面先遣队的同学骑着自行车来问他下面停留休息的地点，要么就是后面医疗队的同学过来，提出要求让一部分走不动的女生先上救护车。“北上”的时候，我们一路走，学校和省市政府都派了很多校车，还有120救护车跟随我们的。我也多次想过上救护车，实在是没有好意思开口。
六月夏天的南京，行军的路上是很热的，队伍也越走越慢，按照指挥部的要求，我们今天要从江苏省走进安徽省。因为早上出发后，就听说李鹏打电话给江苏省委，要求务必把我们“北上”的队伍拦在江苏。指挥部的目的就是要突破封锁线，快速走到一个叫乌衣的安徽小镇。

没有想到的事情，就在这个下午发生了。一辆政府派来的车子，突然停在我们身边，车门一开，下来四五个身材高大的壮汉，把吴建民一下就拉上了车，我完全愣在哪里，一时晕了，就听见秘书处的小唐她们几个女生尖叫着，我们班的几个女同学也涌到了车头前，不知是谁拉了我一把，我们几个女生就倒在这个越野车的前面，谁知这个车子向后倒了起来，随即调转方向开走了。等到我们反应过来，爬起身的时候，总指挥已经被绑架走了。一时我们不知怎么办好。好在我们学校的负责人魏曙明和周瑞兰同学很快来告诉我们，继续走，到前面珍珠泉休息，指挥部会有决定的。我和琳娜跟着秘书处的同学一直走到了当日天黑，终于到达了珍珠泉。

那天晚上很累，但睡不着，心里非常茫然。我看见指挥部的刘庆和还有一个戴着红色指挥总部袖标的南邮的领队同学，很疲倦，也很沮丧的坐在水泥柱子的台阶哪里，手持矿泉水，边喝边讨论，不少学校的领队同学围在哪里询问，下一步的动向，他们意见不统一，有人要求连夜进入安徽，也有人说，就地宿营。群龙无首的哪个夜晚，我和琳娜多次想过，我们是不是会选择乘学校的车子回去，当然我们也非常担心指挥部的吴建民，不知道政府带走他，会把他怎么样？迷迷糊糊的就到了天亮，同学们都来喊着赶紧吃早饭。要出发前，我看到了“南高联”的主席陈学东，他正在和刘庆布置工作，我唯一和学生领导人说过话的，就是这位主席陈同学，我当时问他，你是不是来带领我们“北上”啊？他回答：我和建民有分工，他带领你们“北上”，我坐镇南京总部。大家别担心，建民正在和省市政府相关领导谈判，我马上也要回学校，我们南大韩星臣书记也在等我。放心，建民很快会回到“北上”队伍里面来的。我回校后会立即和他通电话。

陈同学的话，缓解了我们一些顾虑。就这样，我们再次行军上路。听说前面的有的学校的队伍已经进入安徽地界了。队伍的队形依然比较乱，尤其是同学们的心里应该和我一样，不知道继续走下去，是什么结果。沿途跟随的各校的校车上，老师们则不断的向我们喊话，要我们上车跟他们回校，我们都在坚持着。除了中暑倒下的同学，会上120救护车。其他同学很少有上校车回去的。我们师大队伍仍然是走在队伍的中间，还是跟着指挥部秘书处的几个女同学。大约快到中午的时候，一辆小汽车开过来，超过我们不远的地方停下来，车门一开，前方同学一片欢腾，我急忙挤上前去看个究竟，突然看到了吴建民，英姿飒爽地站在哪里，和秘书处的同学在说话呢。我好激动哦，等我挤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已经和骑着自行车来的先遣队的同学，到队伍前方，去和刘庆会合了。

当我们到达了安徽省的滁州师专的时候，队伍处于休整状态，指挥部要求第二天出发。那天整个滁州师专里面一片喜气洋洋，滁州师专的同学，包括当地市民都来支持我们，送水，送食品，送药品。各校的准备工作也都恢复的非常有序。我们更换了粉红色的“民主长征”的新袖标，听说是出发时候发的黄色袖标，被政府安排了很多人佩戴冒用，混进了队伍。所以指挥部就决定更换了预先准备好的粉红色的新袖标。那天我有点发烧了，滁州师专的同学找来了校医，还带我和琳娜去洗了热水澡，吃了药以后，头还是有点晕晕的，幸亏琳娜是运动健将，身体比我结实，一直照顾我，我也就慢慢地恢复了精神。说句心里话，那天在滁州师专，我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个心里踏实，就觉得吴建民像是定海神针，他回到队伍上来了，我们只需要跟着走就行了。

吃晚饭后，我们在院子里面溜达，看到吴同学他们指挥部几个人在各个校区的队伍那里检查，他们走到我们这里时，琳娜和吴同学开玩笑：总指挥同学，你怎么不到我们南师大的队伍里面去看看啊，我们有很多女生想和你们谈谈民主理想呢。吴停下了脚步对琳娜说：你不是东大的嘛，什么时候变南师大的了？琳娜的脸一下子就羞红了：你怎么知道我是东大的？吴转头看了琳娜一眼：我在沙塘园经常看见你啊，你不是和蔡海红都是学生会的吗？琳娜好像若有所悟，反应了过来，脱口而说：刘晓红怎么没有来陪你北上？吴同学顿了一下，没有说话，带着其他人员转身离去了，就听到他远远的飘过来一句：她反对我“北上”。

琳娜这时候才和我具体介绍起来，她其实和这个吴同学不算陌生。吴同学是她们学校二系一个北京籍学生蔡海红的亲戚。琳娜和蔡海红都在学生会工作，她们很熟悉。东大85级学生里面有两个来自苏州常熟的美女，都是和琳娜一样喜欢运动的女孩，一个叫吴美娟，一个叫刘晓红，二系是机械工程系，女生非常少，所以琳娜和她们都很熟悉，沙塘园是东大的学生宿舍区，而和蔡海红同宿舍的刘晓红，就是吴同学的女友。听了琳娜的介绍，我就有一种直觉，吴同学应该是那种有故事的男人。

6月4号那天，我们行走在滁州通往蚌埠的路上，到了下午很多同学从南京乘校车赶来，劝我们回去，告诉我们北京戒严部队已经强行进场，并且开枪，有人被打死了。我们将信将疑，我们宿舍有一个同学的父亲是部队干部，她母亲也随校车来到了现场，不由分说把她拉上车，就这样琳娜和我，还有我们宿舍的所有女生都回来了。上大巴的那一刻，我的心里充满着矛盾，难道我们的北上，我们的民主梦想，就这么结束了吗？

是的，就这样结束了。六四，哪个23年前的六四，无情的枪声，击碎了我的民主梦想……。

回到学校后，校园内开始了空校运动，我们全部从学校回到了家里面，学校不准留人。毕业班也是九月份开学再返校考试，延迟毕业典礼。暑假里面，当我在电视台和报纸上，看到了南京市公安局对陈学东、吴建民、刘庆还有很多我熟悉和不熟悉的各校学潮负责人的通缉令，审查令的时候，我知道，秋后算账开始了。那个国务院的发言人袁木所说的绝不秋后算账，绝不追究任何学生责任的鬼话，不过是政治欺骗而已。

毕业后的生活，渐渐归于平静，但我一直很挂念南高联的几位学生领导人，看到北高联的很多学潮领导人都到达了美国，我曾经很天真的认为，南京的学生领袖们也应该是和他们一样，能逃脱处罚的。

十分遗憾的是，琳娜有一次打电话偷偷的告诉我，他们全部被抓了。美国搞的营救中国学生的计划，只是针对北京的学生领导人的。那个时候，政治空气很紧张，根本不敢打听，也没有人会主动谈起自己在校期间，参与过学潮。在南京，“北上”两个字就更不敢提了。我心中的那扇窗，也从此关闭的紧紧的，只有在每年的六四前夜，我独自面对烛光时，尘封的记忆才能有片刻舒展。

23年过去了，不知道当年的学友可安好？那些被关押的几位领导人是不是早已都恢复了自由？生活的怎么样？是不是很艰难？这一切都无人回答我，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祝福他们。每年的六四的这个日子里，我相信他们会和我一样回忆起我们此生难忘的“民主北上”。也更希望他们能看见这篇凝聚着我多少泪水的纪念文章。我是多么盼望着有一天我能和他们再聚首，让我好好的哭一场！

2012.6.19
写于八九六四23周年纪念的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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